文井同志走了。从此我失去了一个好老师、好朋友、好邻居。
　　我与文井同志是在延安认识的。那时，他是鲁艺文学系的老师，我是鲁艺第四期学生。他虽为教员，但不讲课，主要辅导学生写作，帮他们看稿子、改稿子。1940年，他请了一年的创作假，写了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《一个人的烦恼》及《南南同胡子伯伯》等九篇童话（一篇从延安到东北过封锁线时遗失），所以有些学员对他印象不深。当时文学系讲课的是系主任何其芳，讲“创作实习”，还有周立波，讲“名著选读”。
　　因为是学生，所以我与他接触不多，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与跳舞。他舞跳得不错，有节奏感，这与他喜欢音乐有关。何其芳也喜欢跳舞，但不大会跳。文井同志跳舞时喜欢邀请我，他说我跳得轻盈，好带。但我从未见过他的妻子李叔华一起来跳舞。李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，自己带着两三个孩子，负担很重，却从不让文井为家务事分心。当时去延安的女青年都很有抱负，想干一番大事业。叔华同志也很有上进心，不甘落后，所以压力很大。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，我时常看到年轻的母亲们，在寒冷的冬日里，用一双冻得通红的手，在未燃尽的煤里挑捡煤核，以补燃料不足。
　　文井与叔华的感情很好。我曾听文井讲过，他是在抗日前线山西赵城与她认识的。他们分属战地服务团不同的慰问队，平时排练些小节目，慰问抗日将士，有时还刷刷抗日标语，编编宣传材料，写写传单和通讯。一天，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在指挥唱歌。她剪着齐耳短发，说一口北京话，美丽纯真，不由地对她产生了好感。不久，他们就相爱了。文井讲的另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。在延安的时候，敌机常来轰炸。每逢轰炸，李叔华就用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护住严文井的头，以为这样敌机就炸不到文井了。一个多么单纯的人啊！
　　1945年秋，严文井与舒群、公木等人一起到达了东北。我是跟新婚不久的丈夫朱丹等人，身背背包，足登草履，踏上东北的征程的。一开始，我被分配在东北日报资料室工作。文井同志来东北日报后，担任了副刊部主任、副总编，就把我调到了副刊部。那时副刊部还有陆地等人。我们随东北日报辗转于沈阳、本溪、海龙、通化、佳木斯、哈尔滨等地。他工作很放手，经常亲自领着我们组稿，是他和同志们给了我勇气，我才敢上阵采访抗日联军和铁路工人，为英雄们画粗略的像，开始在《东北日报》发表作品。文井很恋家，那时李叔华还未带着孩子来东北，他很忧郁。一天，朱丹对我说：“李叔华还没过来，文井心情不好，咱们接他到家里玩几天吧。”我欣然同意。这样，文井在我们家住了两天，大家每天一起天南地北聊艺术、聊创作，很快活。
在东北日报时，他还有一个绰号叫“严一个”。这缘于他写的几部作品恰由“一个”开头（《一个人的烦恼》《一个钉子》《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》），因而被“老夫子”胥树人戏谑起了这个外号。
　　1947年，我离开了东北日报，到东北画报工作，离开了文井同志。